桃源是湘鄂西和湘鄂川黔两个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、覃振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的故乡，是湘西北第一个、全国第一批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县，是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途经地，是贺龙、萧克、廖汉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先后有4000多名桃源儿女跟随贺龙参加红军，全县为革命牺牲者达15670余人。多少功勋人物，多少革命事件、红色故事让人荡气回肠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，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。
王其梅（1913—1967），字时英，号魁伯，曾用名王时杰、王翰伯。1913年1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仙瑞乡（后划设小乡时分置为三阳乡）桐木村王家坪（今三阳港镇土黄坪村王家坪）。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副政委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、西藏军区副政委、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等职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。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先后当选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王其梅家中有姐弟七人，他是长子。其父亲王明皆任过三阳乡团总（乡长），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。其祖父王成九(派名王帮炼)是清朝秀才，王其梅年幼时在祖父私塾启蒙。王明皆把满腔希望寄托在长子王其梅的身上，希冀他长大后光宗耀祖，扩大家业。王其梅在父亲的殷切希望下，1927年进入桃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读书。此时桃源正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。王其梅在县城亲眼目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，感受到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，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运动中。他积极申请参加“少先队”，参与游斗地主豪绅，用烧毁家中麻将的实际行动支持农民协会提出的禁赌活动。作为农民运动打击目标的王明皆，不得不抛弃财产和田地，携家人四处躲逃。对于儿子的革命行为，他极为不满，给予了严厉的训斥：“尔读圣贤书，应知君子群而不党，以明哲保身而贵，历代说客起义造反之徒有几个善终者，尔宜慎之。”1928年，王其梅进入常德隽新中学读初中。1929年，其父想通过订亲来拴住桀骜不驯的儿子。年仅16岁的王其梅，对父亲所订亲事极力反对。他给父亲的信中写道“：年青(轻)发(生)育，有损后代，求学时代有误学业，古礼三十而娶，梁任公先生曾论早婚之害，读圣贤书当遵古训也。”王明皆看到儿子的来信，勃然大怒，立即差人召回王其梅，令其膝跪床前，厉声大骂：“学校离家近在咫尺，教尔已会写字，竟敢训我，尔为大，怎堪作诸弟模范。”训斥之后，王明皆便以不供学费和与他断绝父子关系逼婚。王其梅无奈吞食家中鸦片以示反抗，因食后反胃呕吐，未造成大的伤害。后来，在母亲苦苦哀求下，王其梅不得已屈从结婚。
父亲的高压，并没有让王其梅真正屈服。1930年冬，初中即将毕业的王其梅，悄悄从家中拿了一些金银首饰只身出走,前往北平（今北京）求学。1931年入北平弘达学院读书。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，同学沈继芳经常向他传播爱国思想，使他的思想由反对封建家庭，发展到挽救民族危亡，向往共产主义事业。当时正值日寇入侵中国，他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，参加北平进步学生的游行示威，声讨蒋介石集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抵抗政策，加入“反帝大同盟”，任该组织二十三支部的书记。1933年1月王其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4月因参加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公葬示威游行而被捕，拘留8天后由学校具保获释。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王其梅获保释后，接受中共派遣，潜入国民党军队，当伙夫、车夫、勤务兵和马弁，积极开展党的工作。1934年秋，王其梅在中国大学学经济，党内任经济系支部书记。在学习期间，他进行革命活动被校方发现，被迫转学。1935年9月，离开中国大学，转入民国学院，并担任学院青年团支部书记兼西城街头支部书记。在一二九运动中，王其梅曾两次组织民国学院的革命师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，并被选为民国学院抗日救国会交际股长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。1936年3月，由于叛徒出卖，王其梅再度被捕，受尽酷刑，仍凛然不屈。随后，他又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，即草岚子监狱。当时王其梅在清华大学做校医的堂兄王其楷得知情况后，捎给家中一封信。王其梅父亲才知道，王其梅被捕入狱。他又急又气，立即变卖部分家产，将所得费用悉数寄往北平；同时修书一封，叮嘱侄子无论如何要多开导开导王其梅，并想方设法将王其梅从狱中赎出来。王其楷按照伯父的意思，来到狱中，对戴着脚镣手铐站在铁门里的堂弟说：“你又不缺吃少喝，不好好读书，尽干这些危险的事，自己坐监，吃苦头，使家里人为你担心。你究竟图什么？现在家里要我用钱托人把你赎出来，你只要悔个过，马上就可以出去，你还是写个悔过书，去好好读书吧，别再胡闹了。”王其梅听后，对堂兄说：“我没错，无过可悔，我的事以后不用家里再管了。”堂兄深知王其梅倔犟的脾气，于是留下部分钱，悻悻地走了。王其梅并没有接受堂兄的开导，而是作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。10月下旬，中共北方局担心国民党当局加害狱中共产党人，出于斗争策略，遂报经中共中央批准，促令狱中包括王其梅在内的61位共产党员履行登报自首手续出狱，以保存革命实力。
1936年11月，王其梅由中共北方局派赴河南省东部的西华县，扩建中共地下组织。王其梅在西华县，与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、西华县委书记王子英接上关系，在该县三区陵头岗的普理学校当教员（校长是王子英），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。他一面教书，一面联系群众，积极培养并吸收中共党员。“双十二”事变后，根据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的形势，王其梅立即协助校长王子英组织全校师生游行示威，要求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”，掀起了西华县抗日救亡的高潮。1937年初，豫东发生严重春荒，王其梅组织饥民打开恶霸地主的粮仓，赈饥济贫，度过春荒。4月，王其梅兼任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。该站是党的秘密组织，负责上级派往豫东和华中的干部接待和中转工作。七七事变后，王其梅接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、普理学校校长职务，全面主持西华县党内的工作。年底，王其梅根据豫东特委的安排，在普理学校所在地陵头岗举办有300多人参加的抗日干部训练班，亲自担任教官和队长。王其梅非常重视党的建设，在训练班学员中先后发展党员21名。这期抗日干部训练班的举办，不仅为西华、扶沟、淮阳等县培养—批抗日骨干力量，也为以后豫东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基础。他在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的同时，又倡导和组织“姊妹队”“少先队”“青年队”等抗日救亡群众组织。1938年春，日寇横行豫东，王其梅一面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，一面率领群众截获奸商运往敌占区资敌的17船粮食，就地分给农民，使数万饥民得以绝处逢生。5月，他在豫东特委的领导下，还以西华县委的党员和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为骨干，建立一支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，此即后来威震一方的“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”。6月9日，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，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毁黄河堤，导致黄河决口改道。因睢、杞、太地区位于新黄河以东，所以被称为“水东”；而西华、扶沟等县，位于新黄河以西，被人称为“水西”。水东是当时河南省唯一的沦陷区，1938年至1942年，王其梅先后四次从水西到水东地区率领军民对日作战。第四次奉派到水东地区是 1941年4月，王其梅任水东地区中共党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，他领导水东地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，在远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，在日、伪、顽、匪四面夹击中，开展武装斗争，建立民主政权，粉碎敌人的凶残扫荡。他以身作则，和军民同甘共苦。当时，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，配给他一匹小黄马。但他从来不骑，而是在行军时让它给部队驮干粮、武器，或让病号、伤员骑。没粮吃时，他和战士们一起吃红薯叶、菜叶，还说“饱时肉是腻的，饿时糠也是甜的”。冬季部队行军夜营时，他总是把自己的被子让给病号或伤员盖，自己和战士一块到牲口棚里的草窝一钻，便呼呼睡起来。对此，水东军民无不交口称赞。至1942年11月，仅仅1年多时光，在王其梅的率领下，队伍由原来的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，终于建立起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，在睢县、杞县、太康等地创建豫东抗日根据地。1943年5月，王其梅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。1944年12月，随河南军区副政委刘子久等到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王其梅曾任桐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。1946 年2月，调中原局组织部工作。不久，又奉命到湖南桃源老家执行潜伏任务。7月，王其梅刚刚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，就被再一次任命为水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。这时，国民党正调集4万重兵“围剿”水东解放区。王其梅到水东后，首先传达上级对水东如何反“围剿”的指示精神。接着，便和时任军分区司令员的金绍山一起，率分区武装配合前来支援水东的冀鲁豫军区独立团，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。1947年，王其梅在领导部队对敌作战的同时，率军民开展双减、土改、肃清散匪敌特、安定社会秩序、组织支前等等，扩大了解放区，也有力地支援了在中原地区作战的野战军。
1949年3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渡江追歼敌人，为解放大西南而奋勇进军，王其梅任二野第十八军第五十三师政委，部队经安徽转战浙江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，于12月到达四川，不久王其梅调任十八军副政委兼川南泸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，负责川南地区的接管工作。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，先后开展了建立各级政权、治理社会治安等工作，稳定了社会秩序，打开了这个地区工作的新局面。1950年春，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，第十八军奉命向西藏进军，王其梅任前敌指挥所政委，率领部队跋山涉水，勇歼顽抗的反动藏军，10月解放西藏的东大门昌都。为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，配合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的行动，1951年7月20日，第十八军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队，王其梅任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，共有队员400余人。25日，王其梅率领先遣队离开昌都向拉萨进军，主要任务是打通进藏道路，建立后续部队接应站，摸索跨越金沙江、翻越高海拔雪山的经验，接触当地藏族同胞建立友好联系等。在艰苦进军途中，他坚定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，严格要求部队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，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并以身作则，用模范行动来影响干部战士，很快赢得广大藏胞的理解和信赖。
他们经过边坝、嘉黎、太昭，翻越海拔 4000米以上的雪山14座、5000米以上的雪山2座，趟过 100 多条冰河，走过原始森林、草原、峡谷，战胜缺氧、断粮等重重困难，9月9日，不到300人（饿、病、冻死100多人）的队伍，雄赳赳气昂昂开进拉萨市，成为第一支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。
1952年1月，西藏军区成立，王其梅被任命为军区副政委。为了解决运输补给和加速西藏的建设，中央决定尽快修建康藏公路。12 月，王其梅到西藏军区后方司令部兼任政委，参与指挥康藏公路工程建设。王其梅热爱西藏，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建设西藏的伟大事业。1953年，中央组织部决定调他到北京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。他找到贺龙，坚决要求继续留藏工作，得到批准。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，王其梅由国防部授予少将军衔。1957年，中共中央考虑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症，决定调他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（设四川省成都市）工作，他仍坚请留在西藏，当获悉批准时，不禁喜笑颜开地说：“我又留下了，再也不走了！”后在上级领导和住院医生再三催促之下，他才住进青岛疗养院。住院期间，王其梅仍不忘工作，特地请一位藏语教员教自己学习藏语。1959年3月，西藏发生武装叛乱。这时正在北京住院的王其梅立即要求出院，带病从北京回到西藏，参加平叛斗争。1965年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。
1967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“，四人帮”炮制所谓“六十一人叛徒集团”重大错案，使王其梅蒙受不白之冤。造反派不顾他极度孱弱的身体，肆意予以折磨，在他病重住进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日子里，亦不放过。周恩来总理闻讯之后，派人将王其梅接到北京。这时，重病缠身的王其梅仍念念不忘西藏，以惊人的毅力，在冷汗直流、双手发抖的虚弱情形下，在病榻上极其艰难地写下最后的遗言，即以自己的心血总结出《对西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》《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》二文。8月15日，王其梅病情急剧恶化，弥留之际，断断续续再三嘱咐其妻王先梅：“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！”含冤逝世时，年仅54岁。
1979年1月25日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大会。会前，邓小平在批示上写道：“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，作了不少好事。”追悼大会上，胡耀邦在悼词中肯定“王其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是我军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”。同年，被中共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。遵照生前遗愿，经中央批准，2014 年7月16日，王其梅将军的骨灰迁移安葬在西藏昌都烈士陵园。
